二、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体系化现状 相对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保障机制的必要前提。

准确地说，是继续适用该目录中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申海平：《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发展之启示》，《法学》2014年第9期。

[66]《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提高外资监管透明性的重要举措，但是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所有鼓励、限制或禁止行业条目均会被该目录收入。针对这一质疑，中国在入世承诺中就法制的统一问题进行了特别承诺。王中美：《负面清单转型经验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国际经贸探索》2014年第9期。我国在入世时作出了在实施法律法规方面公平、一致和合理三方面的承诺。从国务院发布的自贸区负面清单来看，凡是清单中未列出的并且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文化、金融审慎、政府采购、补贴、非营利性组织、特殊手续和税收相关的特别管理措施，应当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46]相对而言，以GATS为代表的正面清单模式在清晰性方面仍然存在短板。该意见将权力的透明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从规范层面而言，被申请人的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特别是项目企业禁止与个别直接利害关系人私下交换来获取他们的表决权。而征得社区居民同意则是社区 居民行使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根据私人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特别是国家行政权力，私人权利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私人权利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是否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学理上可以将私人权利分为公共利益与私权利。从实践来看，社会性压力的负面影响已经暴露无遗，而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也存在合法性困境，过往在该难题的处理上，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似乎陷入了全输的局面。

社会性许可的申请人是项目企业和对项目实施许可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虽然这些治理模式名称各异，但它们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在纵向层面，国家行政权力向国际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转移。

第四，社会性许可权也具有私权利的特征。三是就行使知情权方式而言，行政法需要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可以通过复制、摘抄、查阅、拷贝等方式来进行。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是一种法外权利。申请权是指，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就与项目有关的事情向社会性许可申请人提出请求的主张。

如果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依法请求法律救济的主张。该理论主张需要一种新的、危害性较小的长远发展策略，将社会的、经济的和环境的问题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加以解决的发展策略。最后，两者权利类型不同。比如，履行安全生产许可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审查项目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条件、技术和制度时，被申请人如果愿意参与此类活动，就享有获得行政机关通知并参加会议的权利。

笔者赞同贾森等学者的观点，即把社会性许可视为一套权利体系，或者更简洁地表达为社会性许可权。四是就保密与公开关系而言，行政法需要规定公开主导下的保密，而不是保密主导下的公开，特别是对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而言，对于不能知晓的事项需要加以列举。

又如，项目企业在起草或制定企业安全生产方面规章制度时，应当告知被申请人并邀请被申请人参与讨论。由此，这里的机会平等仅指向才能开放的平等，而不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的平等[30]（P3-45）。

（一）社会性许可权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 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相伴随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和经济矛盾涌现。由此，行政法在规范受平等对待权利时，需要引导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从依据才能的机会平等入手，确保被申请人从实现公共利益和合作共治的角度来行使社会性许可权。而在行政许可权关系中，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在项目投资领域， 政府、公众和企业在价值取向、利益偏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等方面存在差异。申请权是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实现深度参与项目治理的重要手段。三是表决权的组织者应当由与项目许可行政机关、项目企业等没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来担任。

评论权是指，出于正当目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享有对国家行政许可机关以及企业做出的涉及项目许可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不同于环境法或者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是一种具有特定属性和独立内涵的权利。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性许可申请人。这一条款所规定的获取环境信息权、参与和监督环境权不仅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公众也不能从项目的运行中获得自身的利益，从而也不能体现共享式发展。因为从法理上而言，权利是一种行为规范[6]（P140-143），只有具备了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性许可才能全面发挥其解释、规范和预测功能。

这意味着社会性许可权中的各方主体应当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制度。可是，对于社会性许可权的基础性问题，比如，到底由哪个部门法来规范？社会性许可权的主要类型是什么？国际上鲜有学者探讨，对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极为粗糙的感性阶段。再如，《宪法》第 13 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给予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第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也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规范依据。

作为项目最敏感的治理行动者，通过赋权，他们既能促进行政机关科学决策和灵活监管，也能帮助项目企业提升业绩。笔者依据社会性许可权行使者——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依法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28]（P64-74）。

对于知情权需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就面向的主体而言，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既可以向作为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之一的国家行政许可机关行使知情权，比如，要求行政许可机关公开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也可以向项目企业行使知情权，比如，要求企业公开每日排污数量。行政法上的社会性许可权可以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前者主要包括知情权、评论权、申请权、动议权以及表决权，后者主要包括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不受妨碍权以及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尽管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我国政府公开承诺支持该宣言[16] ，然而，我国毕竟不是该宣言的缔约国，因此该宣言对我国政府没有约束力。虽然该原则主要针对土著人，但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其实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15]（P1-5）。

第三，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意志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项目，包括已经履行完毕许可程序或者尚未履行完毕许可程序的项目。该组织依据客观公正的方法产生直接利害关系人代表等。其含义是，当被申请人之间对是否授予申请人社会性许可存在争议时，直接利害关系人通过行使表决权来最终决定。理由在于，作为社会性许可权主体的利害关系人，特别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该权利也包含着对个体利益的追求。

德国学者奥托·迈耶认为，真正的公法上的权利是从授予个人参与权开始的[8]（P116）。虽然表决权的行使主体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但由于项目往往影响某一地区诸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因而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数量通常比较庞大，由此，让所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自身来组织行使表决权既无必要，也缺乏可操作性。

二是将社会性许可权与私人的私权利区分开来，即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在行使此类权利时候，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保障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旨归，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利。笔者认为，这种质疑背后依然是行政法管理论所指导下的行政机关垄断性地代表和诠释公共利益的思维。

换言之，虽然同是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如果某些个体不具备参与项目治理能力，因而没有机会参与行政许可机关或项目企业的各类管理活动，则不被认定为违反平等权利。笔者认为，这两种权利至少存在两大区别。